摘要：随着时代的不断变迁，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信息传播生态逐渐复杂，实现社会治理有序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我国的社会治理体系迫切地需要实现现代化。电视问政作为媒体监督的重要途径之一，把群众拉到产品生产的过程中来，在社会治理新格局中融入老百姓这个元素，加强政府、媒体、群众三者之间的联系，让群众这个角色活跃在社会治理中，为实现社会有序治理提供了有效路径。
关键词：电视问政；社会治理；媒体监督
作者简介：邢艺露；湖北民族大学
一、电视问政模式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和价值
三位一体问政模式通过整合资源，实现了立体监督，利川电视问政节目整合了媒体、群众、纪检监察为一体，构建了一个群众监督、媒体监督、纪检监督“三位一体”的立体监督模式,提升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推动公民提升自身参与政治和政治监督的能力，促进政府民主行政和廉政建设中与公民的关系转变“政治动员”到“伙伴关系”。
（一）电视问政具有较高的科学性。从信息技术上来看，县域用户增量大，保障了大量的媒体用户和公众群体。当今信息传播的速度快，覆盖面广，网络传播无处不在无所不有，覆盖面从发达城区到达偏远山区，手机网民的飞速增加使得移动网络使用者不断增加，其中县域移动用户成为了最大的增量群体，庞大的移动用户为实现实时问政，信息交互传播提供了基础。
从传播过程来看，电视问政作为一种媒体问政模式，具有面对面问政的特点，相对于网络问政“键对键”来说，避免了信息交流过程中的延时、信息误解等问题，把公众关心的问题拿到桌面上来讲，提供平台让老百姓问政于政府，打破了政府和公众之间的沟通障碍，同时专家的介入有利于推动问政的理性化和整改落实的科学性。
从资源利用上来看，电视问政节目顺应了融合发展的态势，传统媒体只有顺应信息技术发展，把握好信息生活的生态环境，生产出适合大众需求的媒介产品，才能化解传统媒体面临消亡的囧势。电视问政节目融合了纪检监察、媒体、群众三大主体，提供给群众参与反腐败斗争的平台，让群众监察干部不作为、慢作为、假作为、乱作为，融媒体电视问政的深层次、全方位、多领域，帮助增强群众与政府、媒体的交流互通，实现了以往所没有的全民参与。
（二）电视问政具有较大的影响力。跟紧国家发展大势，聚焦政治热点。在国家融媒体建设大背景下，县级融媒体电视问政类节目出现了百花齐放的现状，堪称是各地开展舆论监督的利器，直接推动了一些民生难题的有效解决，以利川市融媒体中心2013到2019年的各期问政主题，与年度、季度国家重大方针政策相结合、以国家建设重点工作为主线，揭露了民众生活中乱象横生，曝光了政府工作落实不到位，官员不作为等问题。
增强群众的心理认同感。普通群众和干部面对面，共同参与到社会公共事务的治理中去，由电视问政节目搭建起来的面对面交流平台，官员与群众零距离，接受人民群众的质疑和问政，听一听群众的声音。“三位一体”的问政平台拉近了群众、媒体、政府三者之间的联系，使得群众监督、媒体监督和纪检监督相得益彰。
（三）电视问政具有较强的威慑力。问政现场存在不可预知因素。为了避免人熟地熟、说情打招呼的情况，在节目前期由记者深入一线，挖掘群众身边的现象和问题，掌握一手材料和证据。在节目播出前，对内对外严格保密，不允许透露一点风声。在电视问政节目现场面对面对被问政人员提问相关问题，主持人设计的问题“火药味十足”又“直击中心”，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各纪检组组长和市民代表组成的问政评议团现场对被问政人给出“满意”和“不满意”的客观评价，党员干部、职能部门人员纷纷现场解释、表态、道歉，在聚光灯下倒逼干部作风进行转变。
二、电视问政模式在社会治理中的困境
（一）电视问政仍旧受公权力干预。问政能否持续进行并作为一种传统坚持下来，能否成为地方媒体、群众监督政府的一种有效力量，电视问政的社会治理效能如何最终还是取决于本地政府领导人对于政策落实和廉政建设的重视度，所以从本质上来讲，这种问政形式存在不稳定性。另一方面，由于电视问政在暗访和信息收集方面，媒体相关工作人员拥有信息获知的绝对拥有权，这就存在某些工作人员枉顾媒体职业道德，以权谋私，收受涉及问政人员的贿赂。
（二）电视问政中个案难以升华。在问政过程中所提到的关于社会出现的种种事件，以碎片化的方式呈现，节目现场的提问都仅仅浮于表面，停留在关于某个公共事务问题决策层面和结果层面的问政，发生一起，整改一起，在对于同类案例的归纳和联系，升华到诸类现象出现的根本原因方面的思考还不足，在对于社会治理方面只能停留在现象问题出现后如何进行解决，而无法对社会治理起到“未雨绸缪”的作用，有“亡羊补牢”的缺陷。
（三）把控不当容易造成社会认知偏差。由于电视问政是由媒体主导的，媒体的本性追逐热点和关注度，在前期的现象和个案选择方面会受到媒体和记者本身的主观意志影响，在后期的新闻宣传报道中，为了爆点和关注度对现场报道进行过度修饰，导致社会公众对涉及的政府公职人员或者相关现象产生刻板印象，对社会的认知出现偏差，不仅仅会使群众降低对于政府的信任度，甚至有可能会产生社会矛盾，造成电视问政在社会治理中的反向促进作用。
（四）过分迎合受众消磨公职人员工作积极性。电视问政作为社会治理的有效方法之一，其本质上带有辅助性色彩，社会实现有序有效治理，政府起着绝对重要的作用。在电视问政模式推行过程中，如果对其功能和机制的把握不到位，只关注决策层和执行层面的结果，而不关注本质问题，一昧迎合“民意”，包括本身的政策是否符合本地实情，是否具有科学性如果无法被厘清，则将会挫伤公职人员工作积极性，影响社会治理整体进程。
三、在未来社会治理中电视问政模式的优化
电视问政模式在当今社会治理中，只有充分利用资源，结合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特点和优势，推进各方积极履行职责，构建廉洁的政治生态和良好的国家舆论场，实现全方位、立体化、智能化的廉政建设。坚持问政理性化，保障问政系统性，面向群众，挖掘典型，提高公民参政能力。实现问政精准化，首先要实现精准推送，其次要保障精准互动，最后要以精准宣策来辅助。构建由政府成为“元治理”角色的社会治理结构，把解决问题摆在首位，提高领导干部利用新媒体开展工作的能力，建构民主化科学化的公共决策机制。让群众敢问、渠道畅通、政府立改成为常态，为社会治理打造良好的三方生态循环，实现社会治理的共治共建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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