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胡适文学改良“八事”所提出的“不用典”,在现代视域下的诗歌创作中，可谓有失偏颇。但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下，胡适对于“不用典”的提出是有深层原因的，其意在于重建诗歌样式，声援文学革命以及推动“活文学”的发展。新诗发展到今天，用典当否的问题已然不是重点，在对用典利弊有清晰认识的基础上合理用典才是诗歌用典的正确之法。
关键词：胡适；典故；新诗；文学革命
作者简介：魏健飞；青岛大学
用典指诗词中引用的已有故事和有来历出处的语词,它是一种常见的诗歌修辞手段。然而这一常见的诗歌写作手段,在新诗中却鲜有运用。著名诗人流沙河说“五四新诗:,六十年来,不是用典成瘾,出了问题,而是用得太少,不大敢调动古人的积极性。洋典倒偶尔看到有人在用……自家的古典却很少看到有人在用,可惜!”[1]之所以出现这种新诗用典较少的情况，可能和新文化运动初期对用典的不遗余力的批判有关。例如胡适就对新诗的用典现象大力的加以批判，并且影响极大。
一、胡适提倡“不用典”的原因解析
胡适在1916年８月21日给陈独秀的信中谈到文学革命“八事”，便将“不用典”列为第一事。在《寄陈独秀》中,“不用典”排在“八事”之首,而且几乎通篇都是在谈诗歌不用典的必要性。胡适说:“适尝谓凡人用典或用陈套语者,大抵皆因自己无才力,不能自铸新词,故用陈套语,转一弯子,含糊过去,其避难趋易,最可鄙薄!”[2]从信的内容来看,胡适是在强调诗人们应当积极融入现实生活，用恰当的话语表达自己的情感。而在《文学改良刍议》中，胡适虽然仍然提倡“不用典”，但已经将用典分为广狭两义。取古事做比喻或使用成语、习语是“广义之典”，“若此者可用可不用”；专门的文学用典为“狭义用典”，“其工者偶一用之，未为不可”[3]。可以发现，早在文学革命开始之际，胡适就已经由对于用典的全盘否定退步到了用典是否恰当和用典手法的探讨。胡适批评旧诗“用典”的积习,指出用典手法的弊端，并且直接提出诗歌要拒绝“用典”，虽有些片面,但是在五四这个新旧交替的特殊时期，胡适对于该诗歌创作手法的批判是有其深层的原因和意味的。
首先，胡适对于“不用典”的倡导，其出发点和表层原因旨在促使新诗摆脱传统诗歌语言的束缚和桎梏，而建构起通俗易懂、清新自然的以白话口语为基础的诗歌语言。对书面语的批判以及对白话口语的推广是胡适所认为的文学革命的主要任务。对于这两个任务，他经过了一个从发现到应对的逐步推进的过程。他说“那:些用死文言的人，有了意思，却须把这意思翻成几千年前的典故;有了感情，却须把这感情译为几千年前的文言”[4]，并且“从古人各种著作里收集自己诗歌的材料和词句”有使“作者丧失了对具体事物的感受性,对外界视而不见”[5]的危险,也即自己的思考被古人的思想所替代,诗歌内容空洞无法表达出自己的情感。为了促成新的诗歌语言体系建立，他第一步要做的便是对已经在文人心中形成思维定式的传统诗词创作手法进行批驳与反叛，并以此为基础而进一步提出了白话作诗的主张。所以，胡适“不用典”的主张最终目的是为了建构新诗的语言样式。进一步说，胡适对于作诗如作文的创作方法推崇，对实现中国诗歌风格转向，具有重要意义。
其次，胡适身为发起者，并且处在新旧诗体碰撞交锋之际，基于这个时代背景和胡适的个人身份，我们可以认识到他所主张的“不用典”的根本目的和深层原因是为了摆脱类似于古典诗歌格律等传统的辖制，为文学革命提供理论支撑。更进一步说，胡适在五四时期提出的“不用典”是具有革命性和先锋型的，是在将文学革命的发展以及对于新的文学规则的呼唤为背景的基础上提出的，其将矛头对准了虚伪矫饰的贵族文学，这对破除束缚现代诗人手脚的清规戒律，无疑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胡适对于用典的负面认识的思考，以及就此所表现出来的决绝态度，显然都与他文学革命的立场主张密切相关。
最后，从启迪思想，开化民智方面来说，胡适非常强调文学需要明白传达、雅俗共赏,具体表现为他“活的文学”的主张。他认为“死文字决不能产生活文学”，因此“不用典”则成为了实现建构活文学史或活文学本的重要一环，也是开化民众的重要手段。他说:“今日所需,乃是一种可读、可听、可歌、可讲、可记的言语。要读书不须口译,演说不需笔译;要施诸讲台舞台而皆可,诵之村妪妇儒皆可懂。不如此者,非活的言语也,决不可能成为吾国之国语也,决不能产生第一流的文学也。”[6]很显然,所谓“活的文学”,其实质就是语言通俗,能够为读者普遍理解的文学。胡适认为“活文学”的产生是诗人头脑中的灵感顿悟和个人词语语言的巧妙结合，而用典则会导致这两种结合之间产生隔膜,因为对典故的解读往往需要读者具备一定的知识储备。更何况当时诗歌用典习以为常,诗人往往为了使得诗歌内容意蕴更加丰富而在一首诗歌中运用好几个典故,形成了为用典而用典的陋习。而一旦诗人为用典而用典,就容易在诗歌中形成胡适所说的“使读者迷于使事用典之繁,而转忘其所为设譬之事物”[7]的弊端，从而导致诗歌的空洞无物，只流于形式，这显然是与胡适所主张的“活的文学”相违背的，从而也无法实现启迪思想的目的。
二、诗歌用典之我见
无论是从作者表达情感的角度出发,还是从读者接受的角度出发,胡适的不用典理论都为新诗描写现实提供了重要的支撑。也正因为如此,胡适的反用典理论在当时得到了人们的热烈回应。然而不得不承认的是,胡适的不用典理论虽然从时代背景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却未必能在诗歌理论的建构上站得住脚，甚至是在他的诗歌中仍然自觉不自觉地运用到了典故。因此，我们在研究胡适对于用典的态度时应正确考虑当时的时代背景以及胡适提倡“不用典”的真正用意，对于其思想是否还适用于今天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其实，对于新诗用典,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特点就是用典本身并无好坏,只看用典的方式是否恰当,如果用的方式恰当,新诗在该用典的时候同样应该用典。比如老舍先生就说:“中国旧诗人太好用典了;用典未必不足以传达思想……中国的新诗人主张不用典,这是为纠正旧诗人的毛病,可是他们又太随便了,他们以为随便联串一些字就可以成为诗。”[8]显然,这一理论比胡适直接强调不用典更加合理。典故用得好能“夺胎换骨”“点铁成金”，而若为装点门庭，则为堆砌辞藻卖弄才学的学究面目，令人生厌。[9]因此，在现代诗歌审美多元化的今天，我们应该在正确分析、总结用典利弊的基础上对现代汉诗用典采取一个正确的态度。
首先，用典能够使诗歌产生互文性的效果，这一诗歌创作手法能够使创作出的诗歌因与另一个文本或故事构成的互文关系而显得意义异常丰富，意味深长，从而增加诗歌的内涵。具体体现在当我们读一首用典的诗歌时，我们会通过用典联想到典故的意义。杜甫“乾坤日夜浮”与《水经注》“洞庭湖广五百里,日月若出其中”,都是形容洞庭湖的宽阔。但在读杜甫的“乾坤日夜浮”时,读者心目中会同时形成两个意思,前一个意思是诗句本身的意义,而后一个意思则是由用典产生的互文意义。所以说，典故用得好，可以使隐晦的情意变得畅快,将平庸的语句变得深刻,使得“味无穷而炙愈出,钻弥坚而酌不竭”。[10]
其次，从文化传承和中外文化碰撞来说，用典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新诗对于典故的运用可以主要分为本国典故和西方典故，而两者的运用则是有差别的。因为时代背景和文化性质的差异，古代典故的运用可以说架构起了古今的桥梁。但是现代新诗在几十年的发展也形成了不同于古诗典故的现代典故，例如太阳、土地等,这就可以在新旧典故的交杂中促进诗歌的发展。而运用外国典故则是两种不同文化的交流和碰撞,也可能会产生一些新的文化果实。跟随典故涌入的中西文本、故事和词汇如何整合到现代新诗的表达中，这既涉及到意象意境的塑造、中西文化语境的沟通，也必然涉及到现代白话与古典文言、西方话语的融合问题。[11]因此，现代新诗的用典的意义已经不再局限于诗歌本身，它所体现的更是一种古今中外的学术差别，其摩擦所带来的火花也必定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研究价值。
最后，从典故自身的发展来说，典故，尤其是我国的古代典故，是各代诗人文化心理的凝聚物。典故的使用经过了历朝历代文人的思考和个性化的注入，它的外延和内涵都变得更加寓意深刻、含蓄隐晦。以“杜鹃啼血”这一典故为例,最初并无悲情之意，到了《禽经》中,则有了“化为杜鹃鸟,一至春则啼,闻者凄恻”的记叙,而到了唐代诗人李商隐的手中,则又有了一层伤时伤春的悲哀,就是我们所常说的“望帝春心托杜鹃”。可见，“杜鹃啼血”这一典故的反复运用和辗转发展，内涵也与之前大有不同，情感表达更加丰富了。因此,典故得以生生不息的重要条件就是各代诗人对于典故的个性化的运用。如果人们只是单纯的对是否用典有争执，那么典故将在时间长河的蹉跎中黯淡无光,这显然是和文学的发展相违背的。
在看到诗歌用典价值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典故给诗歌所带来的缺陷。一方面，对于诗歌创作者来说，诗人在用典成为习性之后，很容易形成“无典不成诗”的创作局限，严重的限制诗作者的情感表达和自我思考。另一方面，对于诗歌本身来说，诗歌中出现众多的典故则会导致内容空洞，一味的引经据典而导致缺乏诗歌自身的主题内容。并且，诗歌用典会导致诗人与作者之间产生隔膜，限制读者对于诗歌的理解，产生“隔”的问题。
中国人是讲求折中与和谐的，这种人生态度或许会引来一定的批判，但放在用典中或许会产生别开生面的效果。单纯强调不用典，可能会导致新诗学的建立没有根基并且产生文化断层。过分强调用典，则会使诗歌内容空洞，言之无物。所以，我们应该让典故出现在对的时间和对的地点，遵守“使事要事自我使，不可反为事使”[12]的用典基本准则，而不是一味的去争论诗歌用典当否的问题。如果能在认识典故的过去性和现存性的基础上正确把握典故内涵的不同层次及其与诗歌语言之间的关系，做到恰如其分，或许会对诗歌用典的必要性产生更深一层的认识，并且能够抓住化用典故的关键之所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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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胡适著；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C].北京：中华书局,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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