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社会正处于动荡的阶段，各种问题层出不穷，而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了新的觉醒，越来越多的人们试图思考并解决中国的诸多问题。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对主义的空谈似乎逐渐代替了对具体政治问题的研究。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了“问题与主义”之争。在这场论战中，胡适和李大钊等各自表达了不同的观点和对社会问题的深入思考，在较长一段时间受到了极大的关注。针对这场论战，研究者们或将其看作是两个阵营之间的对战，或将其看作是学术的争论，但当我们将研究的重点放在这场争论本身，则不难发现“问题与主义”之争在当代社会特别是当代文化的建设仍然有着重要的价值。
关于“问题与主义”之争，主要以胡适担任编辑工作的《每周评论》作为争论的阵地，讨论了“问题”与“主义”在处理社会问题时的意义和危险。这场讨论开始于1919年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发表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文中明确指出了当时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空谈主义的问题，认为“主义”非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更是一种危险的思想。随后，蓝志先先生在《国民公报》上转载了胡适的这篇文章，并作《问题与主义》一文作为回应，从哲学的角度阐释了“主义”的重要性，认为“问题不限于具体，抽象的更为重要。”不久，李大钊在《每周评论》第35号上发表了《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文中虽然承认“最近发表的言论，偏于纸上空谈的多。”但也坚定地认为“必须有一个根本的解决，才有把一个个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而李大钊指的“根本的解决”便是“经济问题的解决”，这种解决问题的思路，便是依据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而来的，可见李大钊在这场争论中立场鲜明地指出了“主义”的重要性。在读了李大钊的辩论性文章之后，胡适在《每周评论》第36号发表了《三论问题与主义》，继续阐释和补充了自己的观点，进一步解释了“主义的危险”指的是人们不懂得“抽象名词所代表的具体主张，便大起恐慌”的危险，并在《四论问题与主义》中谈到如何用“历史的态度”输入学理。至此，关于“问题与主义”的争论便告终。
这场争论虽然持续时间不长，参与争论的人数不多，但是却在很长一段时期引起了较大的关注，并至今仍具有思考的价值。众多学者在研究中，多将争论的双方看作是立场鲜明的两个阵营。部分学者将“问题与主义”争论的双方看作是“资产阶级学者”和“社会主义信仰”两个派别的争论。1930年，邓中夏在《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对这场争论做出了定性，认为这场争论产生于“社会主义信仰者的逐渐增多所引起的资产阶级学者的抗议。”并在文中将胡适看作是资产阶级学者，将争论的另一方看作是社会主义信仰者。1950年，艾思奇将其1942年发表在《解放日报》的《五四文化运动中的一个重要争论》更名为《介绍五四文化运动中的一个重要争论》，并发表在《中国青年》。文中的基本观点发生了变化，文中更为明确地将李大钊的身份定性为“无产阶级思想代表人”，而将胡适视为“富有妥协投降性的自由资产阶级思想代表人”，并将这场争论的背景即五四新文化运动视为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领导的一场运动，而胡适则被定性为反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分子。1954年之后，众多学者将“问题与主义”之争作为重心对胡适进行批判，这些批判甚至忽视了客观的内容而进行盲目的批判。随着研究者对这一问题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有学者发现了这一问题并以客观的角度看待这场争论。邱焕章和周富洪在《重新探讨问题与主义之争》认为这一争论是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内部的意见分歧，以此驳斥了将争论双方看作是立场鲜明的两个阵营的观点。李庆在《胡适和问题与主义之争》中根据争论的内容，对争论进行了政治性和学术性的区分。张传鹤在《重新解读胡适及“问题与主义”之争》中认为这场争论虽然政治色彩很浓但却充满自由平等的气氛，是一次健康的学术争论。相比之前的研究，越来越多的学者从争论的内容出发，客观地理解并评价这场争论，关注争论本身对于改造中国的方法论意义。
尽管“问题与主义”这一议题在历史上曾经延伸出关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争论、改良和革命的争论、照搬西学和西学中国化等问题，但从“问题与主义”之争过程中以及胡适等人发表的文章不难发现，这场争论并非是对立双方进行的激烈论战，而包含着思想意见统一的过程，是在当时的社会背景和国家面临的困境下，针对如何改造中国并使中国走向民主之路的方法论的探讨。胡适曾在1922年《努力周报》上发表《我的歧路》，文中指出“高谈主义而不研究问题的新舆论界”让他站出来谈政治，而政治只是他的一种忍不住的努力，并说明只是希望提倡这一点“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政论态度，而以研究文学和哲学作为幸福。可见胡适针对当时的社会问题发表言论，并希望能为社会中存在的问题找到解决的方法。之后参与争论的几篇文章，也是在进一步解释自己关于社会建设的看法。因此，与其说胡适所作的是政治的导言，倒不如说是想要探索出相比于“主义”而言更加具体的解决社会问题的方式。胡适承袭了杜威的实用主义思想，杜威认为“行为没有发生的时候，是否就能解决尚不得而知，必待实行之后才可晓得能否达到目的。”在杜威看来，思想始于疑难，而疑难便是问题。因此胡适反对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认为“问题”的发现与解决要远比空喊“主义”更为重要，解决问题的过程便是探索治国的过程，一旦“问题”得以解决，“主义”便能自然地得到其应有的定位。蓝公武在胡适的观点上进一步指出解决问题重要的是实际效果如何，李大钊也意识到马克思主义要与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产生实际效果。可以说，在这场论战中，三个人都重视社会的实际问题并希望通过具体方式解决问题，是“问题与主义”之争中和的关键，同时也是这场论争留给当代社会的宝贵财富。
胡适在《四论问题与主义》中，讨论了输入学理的方法，并明确指出“我虽不赞成现在的人空谈抽象的主义，但是我对于输入学说和思潮的事业是极赞成的。”不久，胡适在《新青年》发表《新思潮的意义》，探讨了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与再造文明的重要性，可见胡适并非完全排斥外来的“主义”，而是有选择性和针对性地对待外来的“主义”，即“用每种主义的前因来说明那主义的性质，再拿那主义所发生的种种效果来评判它的价值和功用。”这是胡适在论争中对输入学理的看法，也是对于外来其他“主义”的态度，即以历史的态度清醒地对待外来的输入。人类个体自由发展的核心离不开人类思想的自由，而自由地选择思想，便是社会文明再造的重要部分。在这场“问题与主义”之争中，胡适的思想为当代社会文明再造提供了重要的思路，在当代文化思想的发展和转变过程中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作者简介：张新；北京语言大学
参考文献：
[1]胡适：《胡适文集2》，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2]胡适：《胡适文集3》，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3]胡适：《多研究些文题，少谈些“主义”！》，载《每周评论》，1919年，第31号。
[4]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1919-1926）》，北京：人民出版社，1949年。
[5]艾思奇：《介绍五四文化运动中的一个重要争论》，载《中国青年》，1950年，第37期。
[6]柯华庆：《问题与方法——五四“问题与主义”之辨析》，载《学术界》，2012年，第5期。
[7]袁刚：《民治主义与现代社会：杜威在华讲演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