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今天，城市已经成为绝大多数人生活的区域，然而我们的许多文化传统却来源于农耕文明，长期脱离土地劳作必然导致我们对传统审美的感知力下降。因而，构建一种基于城市生活经验的民族性审美意识就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本文从文学、音乐、影视三个角度出发，在反思消费文化对于审美意识的负面影响之同时，探讨了在城市中形成民族性审美的可行性。
关键词：大众文化；审美意识；民族性
作者简介：李方明1，孙少峰2，王成杰3；1.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2.昌邑市教育和体育局，3.昌邑市文山中学物理教师
众所周知，“民族”概念是19世纪末从日本译介过来的，其内涵与此前常用的种族、族类不同，它不是单指某个民族，而是与现代国家相连的“想象政治共同体”。现如今，在面对西方各种主义理论的冲击下，我国尚未形成具有中国独特审美经验的话语体系，故而在许多文化场合出现了“失语”现象，于是乎重构中华民族的民族性审美意识显得迫在眉睫。
个体性审美在面对“子非鱼，安知鱼之乐”这样的诘问时，尚可借“知鱼乐于濠上”来回应；而群体性审美则必须在具体的社会结构和历史逻辑中去探寻。所以“民族性”也要放在特定时代的具体语境中才能够获得其意义；而在今天，城市与大众文化就是“民族性”避不开的现实语境。英国学者雷蒙·威廉斯在其著作《文化与社会》前言部分写道：“无论文化的观念还是现代用法中的‘文化’这个词，都是在那个被我们称为工业革命的时期进入英国人的头脑的。”[1]学界对大众文化的定义有很多种，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不容置疑的前提——大众文化只有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才能出现。自人类社会步入工业化以来，大量人口聚集于城市，人们摆脱了原有的血缘归属与等级身份，成了一个没有定型且浓密的集合体——大众。余虹先生在“当代审美文化的结构”一文中指出，在过剩经济时代，大众的休闲与消费已经被彻底地整合进了经济活动体系，最终形成了大众审美文化。[2]这种文化凭借消费经济的动力与现代媒体之势而日渐成为审美文化的主流，精英审美文化反而成了边缘。因此，我们必须在城市中、在大众审美文化的视域下来理解中华民族审美意识的存在方式与意义。甚至，我们还需要去建构一种基于城市生活经验的民族性审美意识，唯有这样的审美意识才能够真正激发大众的共鸣与参与，引导大众审美文化向良性发展。接下来，本文拟基于文学、电影、音乐等跨媒介视域，通过对已有文本或影像、音频的阐释，以此来证明在城市中重建民族性审美的可行性。
近年来，以班宇、双雪涛为代表的一批东北青年作家逐渐在文坛开枝散叶，北京大学的黄平讲授将他们称之为“新东北作家群”。本文拟以班宇小说为例，探讨其如何在东北题材中创造出了可以产生共鸣的民族性审美意识。毫无疑问，“东北书写”构成了班宇小说的出发点，但班宇却不希望自己被禁锢于某一题材之中，所以其小说不仅是对九十年代东北历史的发掘与重构，而且还展现了一个价值坍塌时刻人所面临的存在主义困境。小说中主人公原本充满意义的生活在下岗到来时沦落为充满艰难的生存，例如《空中道路》中李承杰个人梦想的破灭。《渠潮》中李诏生存的无意义感。然而，班宇笔下的人物在困境下却生出了抗争意识，他们往往开启了一种自觉、主动的诗性逃逸，一种西西弗斯推动巨石的斗争。例如，《肃杀》中下岗后以“足球”支撑其生命意义的肖树斌，足球对他而言不再是一项运动，而是成为了一种膜拜精神图腾的仪式，一种关乎人之尊严的行动。再如《枪墓》中的吴红这一形象，面对肉体与心灵的双重打击之时，她带着对新生的希望毅然出走，犹如冲出家门的娜拉，尽管前路未知但出走本身已是壮举。因此，我们不难看出“人”本身生命的价值始终是班宇着力写作的基点，这一基点亦是班宇使其书写不再局限于东北题材的根本原因。换言之，班宇从零星的、偶然的突发事件中发现了集体的、必然的受难感，这种具有悲剧性的受难感能够跨越地区和方言，使不同区域的读者获得了相似的共鸣与感受。
当然，这种悲剧性的受难感与诗性的逃逸绝非文学所独有，许多影视作品里同样带给受众深刻的体会。电影《钢的琴》就是一部跨越了地域、深入人性的经典佳作。影片描述了一位东北下岗工人为争夺女儿抚养权而产生的亦喜亦悲的故事，片中与时代接合产生的切肤之痛笼罩在一个又一个的小人物身上，传统的人际关系在此时已然出现松动与破裂，连做父亲的资格也被“明码标价”——一台钢琴。借钱没有，偷又不成，那就只得自己做。然而，正是在制造钢琴的过程里，工友、父亲乃至整个无产阶级都在劳动中重新获得了尊严，一种劳动的美再次展现在人们身上。这种美是具有生命力的，它能被不同的人群所感知，它跨越了地区、身份甚至种族。音乐的例子则是2019年的一首红遍全国的歌曲——“野狼disco”。它得到广泛的好评与传唱不仅仅是因为其朗朗上口的旋律，还在于歌词中所描述的城市生活场景、城市生活体验激发了人们的怀旧情绪。歌曲所描绘的景象都是发生在城市里的，并没有让大众感到陌生。因为disco就是我们国家昔日的城市生活经验，它是在日常生活里实际存在过的事物。“左边儿跟我一起画个龙，在你右边画一道彩虹”，这样的歌词非常贴近现实，并且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听众没有对此产生“陌生化”，而是产生了共振与认同。虽然在迪厅跳舞并没有达到精英文化所要求的精致程度，但是它激起了人们对另一种早已远离我们的城市生活可能性的向往。这就是一种审美意识，跨越了汉族与非汉族，时间与地域，得到了大众的普遍认同。
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本文所列举的三个例子均取材于上世纪东北地区的城市生活，其内容均是在描写一个个细小个体在大时代撞击时所激发出的求生意志，彰显了东北人民生命意志的昂扬。文学和影视作品中的下岗工人、底层青年并没有自怨自艾、意志消沉，相反，他们在存在主义困境中爆发出了强大的生命力，一群经济意义上的失败者在精神层面闪耀着人性的光辉。另外，无论是小说、电影还是音乐，采用东北方言特有的幽默诙谐有助于其作品得到更好的传播效果，这亦是这些作品之所以获得巨大成功的重要原因。因此，我们可以得出它们广受好评的原因所在：内容要能够体现人性的尊严，表现手法上要通俗、幽默，要深入群众、扎根生活，要能够受到人民群众的喜闻乐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曾指出的，“创作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唯有这样才能真正建立起真实的、受到人民群众认可的民族性审美意识。
当然，建构这样一种基于城市生活经验的民族性审美意识，并不意味着要认为城市中发生的一切都是合理的，例如消费。消费是今天城市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在谈及大众审美文化的时候任何研究者都不可能绕道而行。法国哲学家让·鲍德里亚在《物体系》中就曾断言：“在它之上，建立了我们文化体系的整体。”[3]在鲍德里亚那里，消费是一种关系的主动模式，是一种人与物品、人与世界间发生的系统的行为及总体反应。正是在消费的基础上，人类如今的整个文化体系才得以建立。消费固然促进了社会的生产力、拉动了经济的增长，但是我们也要警惕消费可能带来的不良后果，即现代都市里人唯有作为消费主体出现人才存在，没有消费能力的人可能会被忽视、被边缘化。而且，在这种情形下具有消费能力的中产阶级会成为城市主流文化的决定性力量。不可否认的是，这种“消费意识形态”正在间接地影响着我们整个民族的审美，唯有对消费进行适当的反思才能保证大众审美文化的良性发展。用鲍德里亚的观点来表达就是：中世纪的宗教曾通过将上帝和魔鬼进行对立以此来保证超验世界之平衡，而当下的社会则应该通过消费以及对消费的反思来建立生活世界的平衡。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适当地反思当下消费所带来的冲击是必要的中华民族在实现物质层面的富强的同时还应该实现精神层面的富强！引导大众审美文化的实现离不开政府、文化机构、创作者和社会团体的共同努力。并且，引导大众文化不仅需要创造出带有优秀民族传统、独特民族韵味的文化节目，同时还应该建构出一种基于中国本土城市经验的审美意识。这种审美意要识贴近现实、扎根生活，还应采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表现形式，要得到人民群众广泛的好评与认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的深刻洞见：“没有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民族精神力量的不断增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4]唯有这样，才能真正重建民族性的审美意识，使中华民族长久且富有生机地矗立于世界民族文化之林。
参考文献：
[1]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M]，吴松江、张文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3页。
[2]余虹：现代性与当代文化的审美结构[J]，《江海学刊》，2006年第5期。
[3]尚·布西亚：《物体系》[M]，林志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22页。
[4]习近平：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N]，北京：人民日报，2015-10-15.